政治经济学(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一门学科)

政治经济学(英语:Political Economy),广义地说,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的人是法国的安托万·德·蒙克莱田,他于1615年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亚当·斯密认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分配”的科学,目前国际普遍用宏观经济学这个词来代替。

政治经济学(英语:Political Economy),广义地说,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的人是法国的安托万·德·蒙克莱田,他于1615年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亚当·斯密认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分配”的科学,目前国际普遍用宏观经济学这个词来代替。

政治经济学以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即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和再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科学实事求是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最深刻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科学研究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辩证综合理论,维护社会稳定。德国人在经济学科学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是严谨的科学研究者。

广义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

恩格斯说明:“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总名称。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表明了经济学科产生的特殊轨迹。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的politikos,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多种意思。

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Economics)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古希腊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把家庭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称为“oikovouia”,意指家庭经济管理。

“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而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作为“一门科学”逐渐形成,作为解决实践问题的社会科学,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运动规律的历史理论学科。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生产、分配的规律。这就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作,主要强调自由竞争,市场有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不应干扰资本的运营,政府的作用只是维护自由竞争的秩序。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劳资矛盾逐渐凸显。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现存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者们更加需要的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以萨伊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上半叶,在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它们不了解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来反对私有制。在其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有科学的地方,总的来说它研究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德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将经济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历史时期。在新的科学的基础上,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资源配置、在研究方法上强化数理工具的应用。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加以分析会发现现代的经济学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经济学。

转化史I阐明非商品生产关系向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货币生成运动;与之接续的转化史II是阐明单纯的商品关系向资本的商品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资本生成运动。与转化史接续的工作则是整体勘探资本主义生产的史的结构,在对资本发生史的揭示中阐明资本家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它的两个生产本质:稳定化的剥削机构(工厂制)和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扩张机制。其中,前一方面为后一方面奠立基础,后一方面的发展巩固了前一方面的特征。通过阐明生产关系实体(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在历史成长方面和社会构造方面的工作统一性,尤其在历史发展上的统一性,社会构造关系的实体性能够被全面提示出来,内含在这个生产方式运动当中的根本性矛盾因素能够被反映出来,对资本的时间批判过程的揭示也就有了坚实基础。

概括起来说,《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践的逻辑是:第1篇——商品(货币)跃身为货币(商品)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前史;第2篇——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转化史;3~6篇——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正在进行史;第7篇——资本积累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整体运动史。资本(历史)发生学提炼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原则,使《资本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的系统逻辑学。该特殊逻辑旨在统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高度凸显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论。

可见,《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一义”,即历史发生学。辩证法,中国工作用语即发生学。例如在《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中,马克思全面阐明了在生长规定方面的母子相互推动的“价值的发生学”。这是理解资本之道的历史基础。

《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论》第二卷,是对“阶级科学”的具体实践、对“阶级结构”的具象化。第1 篇刻画资本循环运动条件,说明资本结构一次系统的生成过程;第2 篇刻画资本周转运动条件,说明资本结构多次系统的生成过程;第3篇以资本结构的活的层级递进运动为基础和依托,刻画并说明社会再生产整体系统的生成过程。实践行程内在化了历史和存在的结合,将其构造为特殊科学和特殊方法。系统发生学的方法论意蕴在于达成对“辩证法主义”、“科学主义”的内在抵制,从根本上拒绝一切非历史的现象主义和解释学的分析进路。

我们回忆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商品章的工作逻辑:马克思坚持从对象出发,从对象——即物的存在进行批判的规定出发,确立对象的历史结构,进而认识把握住研究对象的历史结构。在这里,所谓的历史,所谓的系统,皆是一种生长运动,即“对象的历史”进到“研究对象的历史”,以及“对象的结构”进到“研究对象的结构”。可见,《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二义”,即系统发生学。

如果我们把“W=c+v+m”视为生产关系,《资本的生产过程》则是关于这个公式“如何来”的系统性研究。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和“死”,已经写就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特质,以后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是实现该特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则在于具体化该特质。我们从而能够看到:马克思从“历史转化”和“社会系统”两个层面来整体把握与刻画资本运动(规定)。这伴随着“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运动的实存规定——对总资本和总商品资本的考察。基于这些理由和从论证的具体需要出发,资本发生学的逻辑裂变是“历史和系统的发生学”。

生产→再生产→流通→生活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动链条,旨在把握整体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由“生产→再生产过程”推动和转化生成的“流通→生活过程”,则在于揭示总商品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律。运用的逻辑和方法是“现象发生学”。据此而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公式的“是什么”研究的。

《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三义”,即现象发生学。我们在这里再回忆一下《资本论》首篇逻辑:物对事、自然物对社会物的转换,事的发展,以及事的发展下的社会物(规定)。首章逻辑是对首篇工作逻辑的还原。它确立了母子发生结构的阐说路径,即价值(形式)。首篇是讲价值规律的。实际上,第三卷也可工作还原为“首篇逻辑”。从而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上的生产价格运动,就是价值(形式)的转化形式,即“生产价格(形式)”。《保卫<资本论>》封底给出了这种工作对应结构。

《资本论》作为总体逻辑,是对统一历史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为现象发生学与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资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价值具体地生长为资本主义价格的过程,说明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4-6篇以“阶级斗争Ⅰ”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实展开机制,说明经济利润的多态系统;以“阶级斗争Ⅱ”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说明经济利润的虚拟运动系统;终篇以阶级生活图像的定格化过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资产阶级认识论的规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论范畴,旨在根除“伪科学”对经济理论建构的影响,终结“庸俗”,使科学还原为推动历史生长的革命性力量。

《资本论》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

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范畴的“生产”实践化,首要性地贯彻了“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相互构成形成总的写作逻辑,历史部分确立了后续研究的理论指针。方法论的意蕴是:(1) 根据历史生产方式的“自然生长”,显露范畴的内核的生理结构——价值或剩余价值;( 2)由范畴生产上的层级运动,揭示“结构生长”的历史性;( 3)通过“理论”的总体生产,最大程度地彰显方法论批判和认识论批判的内在结合性,具象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工作路线。因此,它否决了考茨基非法编纂《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错误要求。《资本论》整体上也就统一了“两种认识发生学”,即历史(发展) 的逻辑和认识(发展) 的逻辑,统一了历史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这种整体性研究树立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造典范。

《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四义”,即认识发生学。

概括起来说,发生学是对历史和社会对象进行的总体研究,这界定了总的认识规定。对资本的对象而言,这个总的认识规定即剩余价值,即作为“资本生产方式”、“资本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交换关系”的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全体。从这些意义上看,学科方法论的作为归结点的和工作汇总的含义,即,乃是依托于范畴生产与批判这一前置过程的认识发生学。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工作阶段努力地使“逻辑”提升为“历史的规定”,进而书写实在史,那么可以断定,《资本论》首先在于书写历史,其次使“历史”落实为“逻辑”,完成语言和认识生产。落实的逻辑首要在《剩余价值理论》当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观点。但没有提出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办法。虽然后来的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偏差,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仍不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错误。任何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即对经济进行计划。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为内核的工作规定。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产权作为财产权利有如下规定:

第一,所有权表现为在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个体或团体对生产条件的排他的占有或归属关系。人对物的这种意志关系,最初可能是作为一种习惯和传统被人们自觉遵守和维护,之后,在财产冲突的作用下,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作为一种权利保护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第二,财产权利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不否认所有权中体现的人与物的关系,而是要从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财产权利,只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才存在;离开了人与人的关系,把财产看作单个人的权利,如同“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一样荒谬。

第三,产权对财产主体有实现利益的要求。财产主体必须作为财产的承担者,通过一定的经济交往过程,使财产的权和利得以实现。产权在实现过程中规定主体在经济交往中的行为和权利界限。这种权利规定着财产人格化主体在经济交往中的行为和目的以及行为方式。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6世纪。重商主义是第一个学派,它从全国范围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用商人的观点研究经济生活中的问题。17世纪中叶,出现了代表产业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威廉·配第(1623—1687年)创始、亚当·斯密(1723一1790年)集其大成,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年)最后完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对经济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把资本主义看作自然和永恒的社会制度,不能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因而在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19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也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蓬勃发展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强烈地呼唤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早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随后的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并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系列教程则标志着这一学科的独立。之后,中国学者在引入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也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问题。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领域,对前资本主义的思考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起点。它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绝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的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生成的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的实践逻辑和开放的批判结构。因此,也并不是逻辑一致性意义的工作逻辑,仿佛封装了抽象思维方式批判。如果将“起点规定”封装于封闭历史知识体系,那是满足了思想史的有价值性演绎,其结果则要将二重性学说主观认识化,贬为单纯叙述逻辑——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些想法希望导引拜物教批判认识,却混同了社会存在上两种不同的批判即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原则相抵触,如提出“资本二重性理论”;到头来,反治其身,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论游戏当中,违背直至取消了劳动价值论实践生成之优良理论品质。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是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

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文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最终是在这里得到确定和初步完成的。《导言》的简明逻辑是关于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的相互钳制规定的阐述。

右图是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逻辑的结构化的表达。

形象地说,这是一个“丫型”财产关系生长道路。第一,在根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尚未分化,属于财产关系创制阶段——对应于抽象劳动成长的活动范围;第二,在茎干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彼此识别出对方,属于财产关系快速生长阶段——一定生产方式(劳动二重性)的成型;第三,在枝叶部,生产关系为交换关系所覆盖,属于财产关系取得“运动的实名”(法律用语)阶段——社会经济关系构造的成型。

第一阶段的抽象劳动生成指示:人类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亦生产一定的主体自身的财产关系;在第二阶段,整体概念的生产方式指示经济运动关系的生成,并且很清楚,这时候,生产关系的生长运动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指示经济关系的具象化,例如价值形式的生长运动。充分表明:马克思始终是从处于生长运动状态的统一财产关系出发的,从本身具有各种具体的实名关系的财产运动形式中取出财产关系的实存规定,限定为“经济关系”,目的是排开孤立的实体和繁杂的形式之研究干扰,集中考察“生于无”“长于有”的实体-形式生长单元,考察从劳动中产生的价值关系和从价值关系产生的价值形式。丫型道路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如何从劳动(形式)中工作取出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以及在辩证分开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即在充分肯定具体劳动(形式)到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形式的过程当中,决定性地研究了抽象劳动(形式)到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全部历史过程。

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从逻辑结构上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

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研究现实社会经济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试验,需要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学科工作方法是由唯物辩证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所合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范畴,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与肯定等规律的方法论总称。其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强调下列方法:矛盾分析法。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就必须结合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入手。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入手,层层深入而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并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历史趋势。

所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即逻辑服从历史的工作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过程也应从哪里开始,但历史经常出现跳跃或曲折,这就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它可以摆脱直观的历史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进行逻辑推理。不过,这又不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纯粹抽象推理。它必须结合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通过思维推理,以概括的理论形式,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重现历史的真实。所以,这种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有机统一和一致的。

研究方法是范畴的生产方法,即历史生产理论语言和认识。叙述方法是研究方法的辩证表达形式。研究方法和它的叙述方法合成历史学科的工作方法,产生范畴生产与范畴批判有机统一的理论效果。这就是定性寓于定量分析之中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路径。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还需要运用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判断和推理方法)以及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等认识手段,需要借鉴系统论、伦理学和心理学等的某些方法和范畴。所有这些,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坚持事的视角下的物的性质的研究探索。这样就很容易辩证地分开自然物和社会物的规定,进而清晰地区分“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进而追问“行动如何可能”,实际就是贯彻事的科学规定。这种逻辑“同构”显示了马克思主张的一贯性:书写历史,通过对历史活动的把握,发掘经济的内在逻辑。如此一来,规律的发现就被定格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认识活动中了,行动的规定从中生发出来。“行动(规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而又由于事物的本质就体现在“道”和“德”的统一性当中,因此,对规律的把握必须有一个内在结构和路径予以支撑——例如质-量-形式。如此一来,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构造实际上可称之为“行动理论或图式”。

所以列宁指出:“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

“以上表明,历史研究指向始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它直白而坚决,绝无《理解马克思》(乔恩·埃尔斯特)指责之故意玩弄深沉。”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发现。这一发现使人们科学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马克思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所以,马克思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内在联系中,阐明生产关系变化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注重对经济权利、经济制度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认识观的方法和经济学分析方法。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二重性理论为理解剩余价值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后,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区分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过程,工人的抽象劳动一方面创造了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根据劳动二重性理论,可以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就是由具体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资本;可变资本就是转化为劳动力并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抽象劳动能使价值增殖的资本。这就区分了资本的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从而为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劳动二重性进一步奠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一系列理论的理论基础。由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因而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在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就能够正确地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等等,从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二重性分析同时应视为逻辑工作方法,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 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范式来说, 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 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 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 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 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实践图景即在于以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为双重的建构逻辑取向, 规定大写的历史理论, 全面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该研究进路旨在阐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整体性批判所得到的认识结果,是对历史进行总体分析、系统性考察而得出的建构性理论, 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性理论。等等。

这种特殊理论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集中体现为“《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在那里,马克思率先进行了这样的研究:“第一,《资本论》辩证法规定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第二,马克思文本结构是开放的,就首章而言,所要完成的是‘商品本身’的大写规定剖解,在指向性上,其始终与历史发展同步,即坚持商品精神现象学批判(马克思暂名为‘拜物教批判’)工作进路;第三,商品辩证法是实践化的批判规定,是活的工作逻辑,旨在消除自足,坚持始终在生长运动现象中认识存在规定,把握存在的整体发展;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化的形成历程,它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存在规定,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它的实践性的坚实基础上的。

 政治经济学的阶性是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群体利益的对立和差别。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和运动规律,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由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这种特殊性,从不存在超阶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借用学术界公认的“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说法,理论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中的“高雅学科”。其人文性应大大高于一般的应用经济学,才能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思维的成就。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特殊历史学科具有“科学性”,那么,它应当具体化在上述“三性”当中。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又称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作为国际关系一个分支学科主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今天盛行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始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冷战后期的国际社会现实变革所作的思考和反应。

就冷战初期的国际关系而言,如下两个事实对于形成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冷战格局的形成及对抗的开始。这种对抗使得权力,特别是军事力量被突出来。两大阵营的形成使得许多国家为了国家主权的安全不得不加入其中,尽管在安全问题上出现了免费搭车现象,但安全问题仍然是冷战时期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二是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内,建立了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其中,1947年7月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这种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基础。

冷战的现实影响了当时学者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这就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兴起。这时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权力和安全,其中权力最主要是指军事力量,而安全最主要是指领土完整。关于这一点,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摩根索于1948年出版的名著《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States)的副标题“为权力和和平而斗争”(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最好的体现。

现实主义地研究国际关系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具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征:(1)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2)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权力;(3)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相互分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西方的学者们相信,“自由体系明显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巨大增长;因而也创造了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背景,这是今日经济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体系肯定有益于西方集团所有民族经济的共同利益,甚至有益于那些依附性的第三世界”(注: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o(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Boulder,1991.P.3.)。这种信念的逻辑自然是:为了使得共同财富最大化,在自由主义体系中经济活动必须和政治活动相分离。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社会现实出现了非常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既表现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也表现在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中。

在西方世界,先是英国为争夺大国地位而在生产核武器问题上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后是法国改变了初期完全依赖美国的态度。1960年,戴高乐改变了过去和苏联完全对立的态度,提出“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思想,同时,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法国于1967年撤出北约组织。后来,德国也改变了同苏东国家的对立,实行“新东方政策”,即既要保持同西方的合作,又要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这样,西方世界开始分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种分化更为明显。而在东方世界,由于前苏联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东欧各国,也引起东欧国家与苏联矛盾的加剧。先是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就里亚斯特的归属发生分歧,导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其后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的发生,最后终于导致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阵营内也出现矛盾。

对两极世界政治格局的挑战,不仅来自其内部的矛盾公开化,而且还来自外部另一支政治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壮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推行“不结盟运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且在部分地区加强区域建设,促进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等区域国际制度在促进各自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在大多情况下也被简称为“政治经济学”。一本通行的新政治经济学教材举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视为一门自成一体的完整学科,但用标准的自然科学语言来表述其研究或许更加合适。”“在自然科学的分析传统中,解释通过法则和理论相联系,法则在解释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并且它们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准确地说,理论是层级组织分明的法则系统……非常接近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中遭遇的理论概念。”

且借汪丁丁的归结与相应的转述,察看这种论说:(1)“基本问题就是,‘与个人选择相对待的公共选择’。”(2)“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活动”。(3)“等于或应当等于‘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4)等于“效率原则+正义原则”,以及(5)应用政治社会学的三维理解框架即“经济”(物质生活)、“政治”(社会生活)、“价值”(精神生活),求社会基本问题之解决,求幸福三维度“效率、正义、自由”(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6)“发展可视为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之扩展过程……政治民主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故而,理性的独裁者为获取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成本迅速降低,于是有政治民主的发展。”(7)“在上述的‘三维’视角下……大约是1860-1960年这一百年时间,社会的基本问题(即普遍的正义诉求)及其求解过程,主要局限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平面世界里……来自物质生活维度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在我们的三维视角下,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空间里的一条轨线……对中国而言,明清以降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的冲突,如前述,源自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西方化(狭义地称为‘工业化’,或广义地称为‘现代化’)。”

这些范型涵括了以制度、演化、博弈为视角的“新政治经济学”风潮,因为该研究亦不过是以新型政治观——重回市民的经济政治一体——为导引,用深度化的市民视角重读资本经济范畴,以此重订个人主义秩序规则,巧立“资本政治观”,使“理性人之互动行为”愈加令人迷惑。所谓的“社会问题经济学”但言其表,勿言其里。所以就其实质,旨在处理资本的个人选择和集体选择的冲突问题,求其折中。这当然是一个现实版的理论幻想。 其实,新政治经济学是对较早的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一种复兴。虽然这归类于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课题,但是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仍然侧重于如何研究这些课题的方法,更明确的说,大致可以被定义为利用现代经济分析的形式的和技术的工具来考察政治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清醒认识和认真研究以下重大问题。

主要特征:

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才能清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逻辑和研究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尔后,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出现了曲折和坎坷,但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回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仅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更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引领,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而且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破解这一主要矛盾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为破解主要矛盾而努力,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正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研究解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方法和规律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最主要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要有更高的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但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规律。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具有多层次性、不平衡性,客观要求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当今世界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它们的蓬勃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活力,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公有制经济的竞争,激励和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从而改善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重视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形成公有资产、非公有资产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和“劳资联合”的利益共同体。因此,研究如何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财产权关系、分配关系,更好地发展好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坚持人民为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而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逻辑和灵魂。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规律的科学,为其他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对经济学科中的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价值、货币、工资的运动等基本原理,对经济科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 这种种分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并存。

归纳起来:

一、通过“保卫《资本论》”理论行动,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和世界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

二、可以借鉴发展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确立唯物史观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批判的世界观”,进而科学地掌握经济运行的一般经济理论。

四、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建设经济的具体理论,更好地理解国家经济政策。

五、通过语言(范畴)生产,作为学好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前提意义的基础科学。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讲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王亚南则说: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

《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 ,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 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 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 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 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 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 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提出历史和实践化的工作原则与主张,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化的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 之名,行“去历史化” 理论实质之企图。再次,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 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最后,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В.С.维戈茨基在《〈资本论〉创作史》中谈到:“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把研究中的历史方面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创立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真正科学历史的功劳,应属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创造性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制定经济科学的历史在他那里始终同创立自己的理论相并行,构成科学研究的统一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史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面。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切阶段上,既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又是这种研究的结果。”《管子·乘马》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传统,服务现代,坚持走古今、中西结合发展的道路的建设思路,王亚南很早就有清醒认识,他说:“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创建阶段,有接续的两大任务必须完成:(1)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阻碍中国经济认识的诸种理论,特别是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地批判;(2)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型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较的方法,从中发掘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化的奋斗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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