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午睡时刻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集。《礼拜二午睡时刻》小说集中的同名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讲述“母亲”为“儿子”上坟的故事。小镇带着永恒的贫穷、愚昧、麻木的阴影,几近瘫痪状态,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着一种集体意识的惯性和无意识的行为去生活。人们对生与死并不真正地关心,只是惯性地活着。

同名短篇小说将一对贫困而孱弱的母女俩塑造为荒凉沉寂中有精神支撑的生命,她们成为作品中有力量的景色。 “母亲”坚韧的形象隐喻着拉丁美洲人的民族性格及精神存在方式。通过“母亲”庄严的神情与意味深长的回答拷问着小镇人的心灵,也拷问着南美洲人民的心灵。

《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只有4000多字,篇幅不长,情节也非常简单。拉美某地一个贫穷的母亲带着女儿和鲜花,乘坐简陋、破旧的火车,在八月一个礼拜二的午睡时刻,来到一个荒凉的小镇给儿子上坟——她的儿子因为在那个镇上偷东西被人打死,被匆匆埋葬在那里的公墓中。当掌管墓地钥匙的神父问她:“你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入正道吗?”该母亲平静地回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神父有些羞愧,把墓地的钥匙给了母亲,母亲谢绝了神父要借给他们阳伞的好意,在小镇人的注视下平静地向墓地走去。

《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的大背景是20世纪的哥伦比亚,处于拉斐尔·雷耶斯·普列托统治时期,当时,马格雷纳河流域大面积种植香蕉,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繁荣起来。“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美国对当地自然经济掠夺式的开发、对当地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加强在拉丁美洲各国经济上的束缚, 殖民者飓风般的掠夺和政权的反复更迭使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人民除了经受着贫穷之外,个体生命没有丝毫保障。

对于这一切,当时的公众并未觉醒,在浑沌、蒙昧的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马尔克斯让一个有着生命尊严的、敢于直面苦难的“母亲”进入了读者的视线,以一个有尊严的生命个体来警醒世人。

卡洛斯·森特诺

在“母亲”的话语中卡洛斯·森特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很听自己话的孩子,是一个宁愿“把牙全部拔掉了”“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也不会去偷东西的人。

卡洛斯·森特诺在小说中以“鼻子被打得粉碎”“倒卧着的一具男尸”出现,但跃然纸上的却是一个对“母亲”、对“妹妹”、对家庭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他用稚嫩、虚弱的身躯,竭力供养着家人。卡洛斯·森特诺没有讲过一句话,却分明听到他在社会不公、家庭贫困的境遇下,极力挣扎着让自己和亲人活下去的声音,虽然贫困到生活无以为继,但卡洛斯·森特诺却把最温暖、最深沉爱传递出来。卡洛斯·森特诺虽然不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但他得到了“母亲”的尊重和“妹妹”的祭奠,在荒凉的小镇留下了一道比鸿毛还轻的痕迹。以卡洛斯·森特诺为原点衍生出的事件引发人们开始思考那些宗教之爱以及埋藏在教义里面的狭隘心理。

“母亲”

同名短篇小说中的“母亲”,实在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作者既没有告诉名字,也不交代身世,甚至连年龄、职业也是模糊的。小说只对“母亲”的外貌、穿着和神态等有些许的描述:“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母亲”是一位朴实无华而又清贫勤劳的母亲,她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的母亲,没有文化知识和金钱财富,但却有常人难有的“安贫若素”的品质和“镇定安详”的神情!“母亲”“固执”、“执拗”、“愣愣地”、“坚决”、“温和”、“默默地”的神情,彰显的是对一个被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深深的母爱。“母亲”眼中的“小偷”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的信念,支撑着“母亲”的坚强和尊严,也让“母亲”变得无惧和无畏。

“妹妹”

“妹妹”即“母亲”的女儿,“小偷”卡洛斯·森特诺的妹妹,文本中的“小女孩”。“妹妹”是个次要人物。“妹妹”是陪同“母亲”去拜祭哥哥的。“妹妹”只有十二岁,还是个懵懂的孩子。“妹妹”对于自己死去的哥哥,有一份源自内心深处的亲情。

“神父”

作为神职人员,“神父”这一身份代表着宗教的某种权威,他的一举一动也许会被认为寓示着人世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神父”对“小偷”及“小偷”家属的态度也无疑将成为一种参照,透视着没有出场却为数众多的其他人的看法。“神父”本来是以普通人对小偷的态度来看待“小偷”的家属的,但面对眼前的母女俩,“神父”还是逐渐改变了看法。“神父”的人生经验已经让他逐渐怀疑上帝对于人世的控制力了。

雷薇卡

雷微卡太太对洛斯·森特诺的抵抗完全出自本能:“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28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 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

寡妇雷薇卡与安平若素的“母亲”和贫困潦倒的“小偷”洛斯·森特诺形成鲜明对比。寡妇雷薇卡住在“堆满东西的房子里”却如惊弓之鸟般,长夜无眠。

超越一切的悲悯——是《礼拜二午睡时刻》小说的深层主题

同名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通过“母亲”为儿子上坟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南美洲人民的生存状态。“母亲”庄严的神情与意味深长的回答拷问着小镇人的心灵,也在拷问着南美洲人的心灵。“母亲”坚韧的形象深刻地隐喻着拉丁美洲人的民族性格及精神存在方式。

小镇只是散布在原野上无数普通小镇中的一个,带着永恒的贫穷、愚昧、麻木的阴影,几近瘫痪状态,唯有对贫困而孱弱的母女,是无边的孤独、荒凉和沉寂中有精神支撑的生命。母女成为画面上唯一有力量的景色,荒原之中“母亲”那挺直的腰身、孱弱的身躯充满着深刻的悲剧意味。虽然如此,小镇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却构成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力量,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着一种集体的惯性和无意识去遵循它的法则和判断,而缺乏清醒的自我道德审判,他们对生与死并不真正关心,只是在惯性地活着而已。

小镇的人杀死“小偷”,在不知道姓名的情况下,就草草埋掉了。如果不是“母亲”的到来,小镇的人根本上已经忘了他的存在。

按通常的道德判断,“母亲”应该带着羞愧和不安,带着一种负罪的心情而来,因为她的儿子做了小偷。“神父”的问话正代表了通常的世俗判断,他们预备审问、羞辱“母亲”。但是,马尔克斯没有让“母亲”流露出半点的羞愧,而是以一种完全相反的姿态出现。“母亲”不认为儿子作小偷是令人羞愧的,她拒绝把自己和儿子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拒绝和小镇上的人构成某种共谋关系。其实,“母亲”在到达小镇之际,在面对“神父”时,她平静而固执的要求已经形成一种力量告诉“神父”:她要和“神父”以及小镇人对话,完全平等地、以她作为母亲的价值观和小镇的人对话。

正是“母亲”超越集体惯性法则和无意识道德判断的意识,使她的举动和言语具有一种颠覆意味,它和小镇人思想交锋,并且得到了回应。“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母亲”石破天惊的回答带有强烈的挑战意味,它蕴含着两层基本的意思:“我的儿子”是个好人,即使他做了小偷,他仍是个好人;既然“我的儿子”是个好人,那么,你们杀了他,你们就对他犯了罪,该审判的是你们。“母亲”所有的精神支撑都来源于她的信念。

当“母亲”拿着墓地的钥匙,带着“女儿”,迎着小镇人鄙视的目光走向墓地的时候,原以为应该羞愧难当的“母亲”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审判官,她的一切举动都在告诉小镇上的人,他们无权对“小偷”判处死刑,更没有权利对他做出道德判断。此时,小说主人公的角色定位,“母亲”、“母亲”的小偷儿子和小镇人之间的关系被戏剧性地置换了过来,原来的被审判者转换为审判者,而审判者却变成了受审者。

小镇上的人对“小偷”的死漠然处之,就好像从来如此,“小偷”就是小偷,没有人想过“小偷”如何成为小偷。“母亲”的庄严回答给予了读者某种启示,作品拒绝小镇对儿子做出的判断,并且拷问着小镇人的心灵,从而粉碎了小镇人的安然、麻木、蒙昧的状态。

“母亲”没有成为“羞愧的小偷的母亲”,相反,“母亲”却以她的形象使读者感受到隐藏在生活之中的许多“被构架”的现实;“母亲”也没有让读者怜悯,“母亲”以她作为母亲的尊严和不卑不亢让读者尊敬她、钦佩她,从而体味到生活的本质和人类最深的情感——母爱和母爱的伟大。“神父”的羞愧不安,小镇人的慌乱,“神父”妹妹对“母亲”态度的变化——由冷漠敌视到关心“母女俩”——都说明“母亲”形象已经打破了《礼拜二午睡时刻》的自在状态,某种来自内心的力量震撼着小镇人,在那一刹那,小镇的人们感受到了在“母亲”身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母亲”形象的具体化,她勤劳能干,有清醒明智的思维,有作为一位母亲的高贵尊严和对事物的敏感准确的判断力。在关键时刻,母亲的精神本质是相同的,是敢于以大无畏的态度和母亲的身份站出来和权威争辩。可以说,马尔克斯把母亲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而“母亲”本身更让人想得很多,因为母亲是人类存在的本源,是生命意义的所在,是土地、国家、民族的象征,是拉丁美洲存在的象征。母亲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力量, 时时刻刻提醒读者关注母亲所做的一切背后所蕴含的更为宽广的意义。在《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中,马尔克斯以高超的艺术审美力量,试图通过一位母亲的朴素的审判,让处于混沌状态的人民惊醒。

《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中的深沉忧郁和不满正体现了作者对人民觉醒的渴盼。换言之,拉丁美洲所有的生命,在本质上,都处于孤独之中。在烈日炎炎的荒原上奔走的孤独“母亲”——正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

作品通篇采用第三人称旁观叙述者的角度,几乎是一种纯客观的摄像式的描写,语言非常节制,冷漠,淡然,和作品内在的激情形成极大的反差,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和透视作用。情节随着主人公——“母亲”的行动自然地发展,读者事先不知道“母亲”要去干什么,作品中也没有“母亲”的内心活动,但是,“母亲”不多的话语和几乎不变的姿势,构成一种意象,冲击着读者。

母亲“挺直的腰身”、“固执的神情”或与之相似意义的词重复出现,在文本中形成一种隐喻意义和基本的情绪倾向:生硬,倔强,不屈服和某种内在的坚定信念。“母亲”命令“女儿”“把鞋穿上”、“梳梳头”;快进镇子的时候,她要求“女儿”:“你要是有什么事,立刻赶快做好!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语言简单、倔强,甚至有些粗鲁。可是,直到她们去见“神父”,小说已经过了大半,读者还不知道“母亲”去干什么:她那么坚强、充满尊严地坐火车赶到遥远的地方。悬念至此,读者的解谜欲望和小说情节之谜产生一种巨大的张力,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促使读者怀着新鲜感继续阅读下去,这是小说叙述方式和它独特的语言方式达到的效果。

《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的结尾非常独特,既出人意料,又揭示出小说所要表达的最本质意义。作者写“母亲”去给“儿子”上坟,可是,直到小说的结束,“母亲”还没走到“儿子”的坟前,只说“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至于在大街上等“母亲”出现的小镇人如何表现,“母亲”怎样找到墓地,“母亲”在“儿子”坟前的哭泣等等,作者都没有写。作者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多种想象的可能,所谓“言已尽,而意犹未”。

马尔克斯对时间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自己的理解。《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中,小镇人在“礼拜二午睡时刻”处于混沌和麻木状态,“母亲”却在这一刻获得了生存的意义,获得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全部价值,也由此使她儿子的生命价值获得了最终的意义。“礼拜二”在马尔克斯的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礼拜二”和“午睡时刻”本身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象和意义群,“母亲”的清醒和小镇人的昏睡,“神父”的羞愧和“母亲”的平静,形成一种差异性存在,给读者某种心理暗示。“礼拜二”的整个小镇也可以说整个拉美国家都处在不自觉的昏睡之中,而“母亲”的黑衣,平静而尊严的面容,孱弱的身躯,逼视着小镇的人们从“梦中”惊醒,思考自己的命运,反思自己的行为。此时,“母亲”生命的精神本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所有的时间都成为即将消逝的过去,唯有“礼拜二”在读者心中和“母亲”心中成为永恒的现实存在。就结构而言,“礼拜二”本身也成为小说内容不可或缺的要素和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的题目本身已经规定了小说发生的情景,时间和事件被整个凸现出来,被打了强烈的聚光灯,构成了一种舞台效果,读者成为观众,在昏暗的台下静静地观看,具有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和寓意化作用。

“礼拜二”

根据西方文化传统,礼拜一,上帝创造天地。改变世界的荣耀归于耶和华。而礼拜二,人类可以拥有这样的荣耀。礼拜二成为创造人间重大变化的时间。《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在标题中即高标这一时间,是在昭告,“母亲”的行为改变了小镇的人心世界。

“午觉时刻”——“午睡”是一种象征

同名短篇小说中写了两类午睡者,一明一暗。神父明写,镇民暗写。神父曾两度从“午睡状态”中醒来。第一次醒来,一是被母女俩借公墓钥匙的要求惊醒的——生理之醒;二是被“母亲”的悲痛、镇定、坚强、自尊、母爱以及卡洛斯的不幸和悲苦震醒的——精神之醒:面对“母亲”,“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神父吁了一口气”,他不由地感叹上帝意志的难以捉摸,从午睡状态中苏醒过来。第二次,神父是被自己对母女的关爱和悲悯感情唤醒的。“他连连打着呵欠,几乎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完全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但是,对母女俩的关爱和悲悯,让他彻底清醒。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还是发现了在街上不仅有孩子,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并且“顿时明白了”个中厉害。

再说镇民。母女来到镇上,本应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因为,这时,是“午睡时刻”,所有人都在午睡。但是,母女俩的到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惊醒了所有的午睡者。冷漠的死水荡起了涟漪。毫无疑问,“午睡”是一种象征。象征人心的昏昧、混沌和麻木。母亲的母爱、坚忍惊破了这种状态。“午饭时刻”并不具有这样的象征含义,它无法置换“午睡时刻”。

“午睡时刻”的象征含义,可以从本文下述细节中得到间接证实。

在柜门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小女孩”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作者耐心地讨论了公墓锈迹斑斑钥匙。“神父”看到连接着天国大门的钥匙(圣彼得的钥匙)都爬满了锈迹。作者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他在悲叹人心冷漠,亲情稀有。钥匙朽坏,公墓冷落,恰是人情冷漠的表征。没有爱心,钥匙锈了,天国的门就难打开了。

《圣经》是欧美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而欧美文学又是传播基督教的桥梁和道路。

《圣经》分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分别叙述从创世到耶稣降世前和耶稣降世后的事迹,也包括门徒的事迹,主题是宣扬耶稣使人接受救恩。耶稣用个人的痛苦救赎世人,集中体现在他在世上的最后七天,信徒们称之为“受难周”。这七天被分别称为:礼拜一,荣耀日;礼拜二,教诲日,也称为“审判日”;礼拜三,静寂日;礼拜四,团契日;礼拜五,受难日;礼拜六,安息日;礼拜天,复活日。圣经文化是欧美文学重要的母题和源头,圣经文化母题在欧美文学中极具普遍性。

圣经文化母题的投影分析——教诲与审判

《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中: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

《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呈现了马尔克斯作品中常见的几个基本元素:火车、香蕉林、牛车、湿润的空气,令人窒息的煤烟气、红色、棕榈树和玫瑰丛。这是拉美世界自然环境的真实反映,更是作者在故意做冗长的叙述,故意把故事主题思想“包裹”起来,其核心内容在于“礼拜二”的“教诲”与“审判”。

《圣经》故事里说,“礼拜二”这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最后一次教诲世人,不要效仿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通过一个寡妇所投的两个小钱来教导众人,并讲了关于末世的征兆和末世的比喻,对整个世界进行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这一天,心中已入魔鬼的犹大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了耶稣,导致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礼拜五凌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礼拜五的“受难日”。

耶稣与《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中的“母亲”互文比较:

一位是把“整个世界的罪恶都压在自己的身心上”,而且包括耶稣的门徒也不能理解自己的圣人;一位是承载着“失去儿子的痛苦”,并即将承受小镇人们审判、羞辱的“小偷的母亲”。二者内心的苦痛何其相似。

《圣经》故事里的犹大与“礼拜二午睡时刻”故事中的“神父”互文比较:

一个内心满是恶魔并背叛灵魂与良知;一个掌管着公墓却不能为亡灵祷告,甚至让那两把打开天国大门的大钥匙“长满了锈”,哈欠连天。世人“午睡”,安抚灵魂的“神父”也“午睡”了。这两个人对主的背叛和失职竟然一模一样。

当年的群众围观受难的耶稣,当下的小镇群众围观痛苦的“母亲”。20世纪中叶的拉美国家,民众的精神世界仍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人类最高尚的情怀——“悲悯”仍处于沉睡状态。马尔克斯“精神救赎的渴望”和“生命意识的唤醒”竟是如此深刻!

在圣经文化背景下的重新解读

《礼拜二午睡时刻》故事一开始多次提到的“香蕉林”等夸张变形的环境描写,不过是要强调整个拉美地区到处是一模一样的小镇:国家贫困,百姓贫穷,个体生命也没有丝毫的保障,民众对个体生命的死亡不以为然,仍处在“混沌”与“孤独”之中。

在“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的小镇里,“母亲”的儿子卡洛斯·森特诺被当做小偷打死了。他是不是小偷?无需探讨,因为人已然死去。要探讨的关键之处是小镇上的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尤其是担当灵魂“救赎”职责的“神父”对待生命的态度。对于一个“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的极端贫苦的无法确定他是否是“小偷”的年轻人的死,连“神父”都如此坦然,更何况小镇其他的人。

读者看到的神父是在“午睡”,是在“打呵欠,睡意蒙眬”。而他掌管的“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好一个“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神父”安抚亡灵的基本职责彻底失去,真的是“上帝死了,众神在堕落”!“长满了锈”的两把公墓钥匙,“‘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作者在行文中不经意间点破了叙述模式的玄机,圣经文化母题的投影越来越明晰:圣彼得是耶稣大弟子,掌管着两把天国的钥匙。钥匙象征拯救,代表一种救赎的力量。

“母亲”强忍着丧子之痛,勇敢地面对来自小镇居民“可能”的“审判”。她是为儿子送名字来的,是为送尊严而来的,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是对儿子形象的最后坚守。“母亲”的镇定、坚强无疑来自人性的力量,更是灵魂救赎的力量。原来的受审者与审判者发生了大逆转:“母亲”对神父进行审判,对小镇上的人们进行审判,对麻木冷漠的世人进行最后的审判!“母亲”就是新生的耶稣,高举人类最高尚的情怀的大纛——“悲悯”,在小镇上掀起灵魂的救赎风暴,使处于混沌状态的民众惊醒。

《礼拜二午睡时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用简练、明晰、客观的写作手法,描绘出平凡简单、情感深沉、笑中有泪的普通生活。

——中国江苏网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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